我深深沉迷于加缪的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我自以为理解了加缪想表达的意思时，他又以一种直接的口吻来帮助我解读他的另外一层诉求；而那一层意思，正是对人性和真情更深层次的探究。冯友兰提到人生的意义其实是不存在的，人只需要过好这一生；加缪在《鼠疫》中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这类事情（被迫分居和希望团聚）有没有意义都无伤大雅，只要符合人们愿望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就够了”。哪类东西呢？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追求。让我娓娓道来。
故事发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临海省会，阿赫兰。那是一个“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的城市”，毫无色彩甚至有些丑陋。可以想见，人们的生活心不在焉，惯于享受凡人的乐趣：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海水浴；但因为缺乏思考，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爱情。故事开始于主人公里厄大夫在诊所门前的楼梯上发现一只不该出现的死老鼠开始，当时的门房还以此为奇耻大辱，斩钉截铁判定这是小孩子的恶作剧；然而没过多久，门房也跟街上成群死去的老鼠一样：淋巴结肿大，谵语不止，身体扭曲，被鼠疫折磨得筋疲力尽后死去。全城戒严。
我们对鼠疫的了解只通过抽象的数字，但数字已经让人毛骨悚然了：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夺走拜占庭帝国1/3的人口；14世纪中期的欧洲，大约7000万人在黑死病中丧生；19世纪末广东和印度的鼠疫导致1200万人死亡。这三次灾难都有着改写历史的力量：拜占庭失去了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权，欧洲封建小国势力重新分配，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势力趁虚而入；第二次黑死病下的欧洲，人们开始对中世纪宗教统治提出质疑，文艺复兴思想由此资生；第三次的广东鼠疫也对中国大厦将倾的清王朝送去致命一击。所以，被鼠疫的阴影笼罩着的阿赫兰，加缪笔下的人们怎能不绝望？
但是，他们并不绝望，起码在鼠疫刚开始蔓延的时候。小说家的伟大在于虚构中的真实性，收放自如的细节性。封城的那一瞬间，人们首先忍受的不是鼠疫的威胁，而是习惯被打破的不适应；接下来便是一种流放感；是那种一想到与远处亲人重聚的火车不知何能否再开启，那种希望时间倒流的悔恨，或者希望时间飞快流逝的痛苦；但与其说他们在漂浮，不如说他们被遗弃：城内通讯被切断，寥寥无几的电报发文承载不了天各一方的爱请；人变得孤独，与人倾诉却得不到同样强烈的共鸣，因为他的痛苦俯拾即是，他的惆怅人皆有之。然而，这种孤独感和遗弃感并不长久，鼠疫和物资的短缺有一种好处，那就是人人很快就又变得琐碎和斤斤计较了。起初每周几百人的死亡，对于全城二十多万的人口来说，在幸存者心中，鼠疫带来的恐惧似乎并不是全部。但随着疫情的加重，教堂的公墓资源紧缺到连葬礼仪式都变得不再体面，死去的人也失去最后的尊严。人们从谨小慎微的苦楚，变成绝望到像杨朱倡导的那样，有些不顾伦理道德地纵情生活。
但是就主要角色们而言，每个人在面临死亡威胁之时的人生追求便显露出来。这里面有理性严肃的医生里厄，有失意的公务员格朗，有一直尝试明路暗道出城的法国记者朗贝尔，有流浪至此的人道主义和历史学家塔鲁，也有信仰破灭的可怜神甫帕纳鲁。他们在这场进行的战役中的所遇所见，对自己原本的信仰都有或多或少的引人深思的改变。
宗教与科学
如果说上帝是爱世人的，那么鼠疫便是上帝派来净化人类罪孽的信使。它使得人们懂得什么是苦楚，但也给人们爱上帝的理由。不需要去治疗那些患者，不需要在意同伴的哀号，上帝终将给他们救赎。神甫帕纳鲁在封城后的第一次布道中这么规劝，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怜悯语气。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善良、博爱，不然不会在塔鲁的救治队缺乏人手时自愿帮忙去近距离照顾鼠疫患者。但是当他亲眼目睹一个孩子历尽痛苦地死亡全过程之时，他变得卑微了：
神甫轻轻跪倒地上，他在那不知谁发出的持续的哼哼声中，用压低的但仍清晰的声音说道：“上帝，救救这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如果说不信教的放荡之徒遭雷击是罪有应得，那么孩子受苦受罪就无法解释。如果一个人申辩说，孩子会享受天国永恒的快乐，那么他怎么肯定永恒的快乐可以补偿人间一时的痛苦。《局外人》中的Mersault在临刑之前仍拒绝神甫的祷告，因为他懂得，我们只有一个人生，阿赫兰的人们只能依靠紧缺的医疗资源和艰辛的疫苗研究去打赢这场与大自然的斗争。对于里厄大夫来说，在受难者面前他只知道救人，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去探究这是否是真理，也不想深思为真理献身是不是值得，这是他的本职。如果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一个死字，那么上帝或许宁愿人类不要只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同死亡作斗争，因为上帝在那里不说话，推动世界是意志是矛盾的。
输与赢
如果说里厄大夫孜孜不倦的救助是他的职责；那么塔鲁的善行则来自于他的人生追求。塔鲁的父亲是法官，但他对父亲的濡慕之情在目睹一场死刑判决之后灰飞烟灭。他怜悯被告，即使被告罪大恶极，但他就是无法忍受一个可怜的男人被他的父亲理性却又冷漠地决定生死。理性的人会说，为了实现没有人杀人的世界，死那几个罪大恶极的人是必要的，那么他一定没有亲眼目睹过法场枪决。所以，以暴制暴的社会不是塔鲁可以忍受的。于是他少年离家出走，离开富裕的生活，为反对这个世界的斗争而斗争。他一生都在追求内心的安宁。
但正如我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表达的那样，人生在世，有谁没有间接导致过别人的死亡。且不谈物质方面的竞争，我们每个人都是鼠疫患者，不停地散播自己偏颇的判断、错误的思想。让塔鲁孤独的是，没有人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行，真正地否认自己。他试图理解所有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以此去寻找生活的安宁。但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需要高度集中的精神、极其强大的意志力和超于常人的谦逊，而似乎只有死亡才是他的答案。极其疲劳的塔鲁在跟鼠疫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但他实现了自己的追求。
里厄并没有为他的朋友塔鲁过度忧伤。如果战胜鼠疫意味着”赢“，那也只是赢得认识和记忆而已。里厄认识了鼠疫，可以回忆鼠疫；感受过与塔鲁的友情，可以回忆友谊；虽然妻子死去，但他遇到过爱情，也可以回忆爱情。生活还会再赐予他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也终将会消逝，只留记忆。
真情与理性
失意的公务员格朗是一个简单到有些让人心酸的人。他来自贫穷的家庭，爱上了同样贫穷的邻家姑娘，婚后贫穷乏味的生活又让妻子选择了离去。格朗有一个当作家的梦，每天在工作之余也为之奋斗，尽管他一直都是在修改着同一个句子：”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牝马，驰骋在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上“。正是这个不善言谈的朴素的老人，在鼠疫发生后毫不犹豫地参与整理患者材料的琐碎，同时默默承受着来自领导的不理解。他的本色只是他的真诚而已。
记者朗贝尔是在鼠疫爆发前来到阿赫兰做采访的，突如其来的封城将他与巴黎的爱人分离。这种爱情的煎熬难以承受，他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方法出城，或通过向政府的申请，或通过对城门守卫的贿赂。他并不想与里厄大夫一道，帮助城里人战胜鼠疫，即使他曾志愿参与过西班牙的内战，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战争后他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他转而认为，”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因为没有强烈的感情的人，不懂得如何受苦，也不知道如何长久地享受幸福。他似乎与海明威笔下为西班牙内战而牺牲时的罗伯特合为一体，也像罗伯特那样，在最后的关头，在爱情与理念之间，选择了理念。他在逃跑的前一刻选择了留下来奋斗，选择了博爱。
有人说理性的人会比较冷漠，然而理性往往发自更为强烈的真情，只是这种感情被坚忍的面容所掩盖而已。安宁的心一直为我所求，在遇到加缪之前，我一直以为安宁来自佛家的无欲无求，来自哲学家看透人生的大智慧；但在《鼠疫》各个小角色身上，我似乎又觉得，安宁发自真正的谦虚，来自于更广阔的胸怀。庄子说，”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 既然加缪说”那些想超越人类而去寻求连他们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东西的人，谁都没有找到答案“，既然人生的意义无需谈起，既然人不可能无欲无求，那么我就简简单单、大欲大求吧。